清凉山属洪涛山脉（阴山山系南延之余脉），位于山西省怀仁市悟道村西2.5公里处。其山体陡峭，峰峦叠翠，横跨何家堡乡和云中镇，面积18平方公里，主峰南峰海拔1647米，与桑干河谷地相对高程为650米。旧存华严寺砖塔和石窟、寺院遗迹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，在山西省文物局的帮助下，进行了全面修复。修复后的景区包括25处人文景观和38处自然景观。

　　在怀仁人的心目中，清凉山与几百里外的佛教圣地五台山有着不解的渊源。当地流传着一个久远的传说，说清凉山上的清凉寺是文殊菩萨赴五台山途中的第一道场。民间更有“先有清凉山，后有五台山”一说。

　　流播于民间的各类传说，往往是飘忽于历史之上的一缕纱雾，亦真亦幻之间，唤起无限遐思。而诸多传说的背后，往往都掩藏着一个历史的真实，吸引着我们去流连探寻。当我们把能够收集到的信息逐一厘清，便会发现，“清凉寺是文殊菩萨赴五台山途中的第一道场”这一传说的背后，既有虚幻的成分，也有历史的真实。

　　虚幻：事实上的不可能 

　　所谓虚幻，就是事实上的不可能在心理上达成的可能。

　　根据现有文献，佛教传入中国，大致是在东汉明帝时期（公元纪67年左右）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被称为浮屠教。而后，经长期传播发展，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。而作为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，更是佛经中明确记载的文殊菩萨的宣法道场。

　　关于文殊菩萨，其本体是五髻菩萨，即顶上有五髻，为童子形。五髻表示五智五佛，童子取天真之意，因而文殊亦称文殊师利童子，俗称孺童文殊。文殊的坐骑是一头青狮，表示智慧之威猛；手持宝剑，表示智慧之锐利，因此，他的美名尊号是“大智文殊”。《华严经》称：“文殊菩萨，是十方诸佛母，一切菩萨师。今为辅助释尊教化众生，于公元前六世纪，示现出生于印度舍卫国，多罗聚落一婆罗门家，父名梵德，从母右协生（出生方式与禹、启相同——笔者注），身紫金色，出生即能言，具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与佛同等。”

　　历史上，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，不晚于魏晋南北朝时期。东晋时期翻译的《华严经·菩萨住处品》云：“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，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。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，有一万菩萨眷属，常为说法。”唐初《古清凉传·立名标化一》即据此云：“《华严经·菩萨住处品》云：……今山上有清凉寺，下有五台县清凉府，此实当可为龟鉴矣。”而法藏法师的《华严经探玄记》则明确认为清凉山就是五台山，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：“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也。于中现有古清凉寺，以冬夏积雪，故以为名。此山及文殊灵应等，有传记三卷。”

　　从寺院建筑年代上看，唐代《道宣律师感通录》（又名《宣律师感天侍传》）中，记载了麟德元年（664）道宣律师与天人的问答：“又问：今五台山中台之东南三十里，见有大孚灵鹫寺，两堂隔涧犹在，南有花园，可二顷许，四时发彩，人莫究之。或云汉明所立，又云魏孝文作，互说不同，如何？答云：俱是二帝所作。”讲的是五台山中台东南方的“大孚灵鹫寺”，一说是汉明帝所建，一说是北魏孝文帝所建，道宣律师不知孰是，问于天人，天人回答“俱是二帝所作”。但是，从其后的具体叙述中，却又表明是最早来华的僧人摄摩腾提议汉明帝所建，而魏孝文帝只是常来礼谒：“此山灵异，文殊所居，周穆于中造寺供养，及阿育王亦依置塔。汉明之初，摩腾天眼亦见有塔，请帝立寺，山形像似灵鹫，名大孚。孚，信也。帝信佛理，立寺劝人。元魏孝文，北台不远，常来礼谒……”现在的五台山上，历代文殊造像，不下五十余种。如显通寺（始建于汉明帝永平年间，初名大孚灵鹫寺）的老文殊、甘露文殊和千钵文殊，观海寺（亦称明月池，创建于北魏）的金刚文殊，菩萨顶（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）的大伟德文殊和带箭文殊，罗候寺（创建于唐代）的白文殊，广仁寺（建于清道光年间）的红文殊和黄文殊，东台顶的聪明文殊，南台顶的智慧文殊，西台顶的狮子吼文殊，北台顶的无垢文殊，中台顶的孺童文殊等等。

　　反观清凉山，其作为“文殊菩萨赴五台山途中的第一道场”，除了民间传说外，几不见于佛经或史籍所载。而其上散布的寺院、石窟、佛塔诸遗迹，据考古证实，均为辽金时期所遗。这也说明了“清凉山是文殊菩萨赴五台山途中的第一道场”只是一个传说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传说：掩藏着历史的真实 

　　任何民间传说，都掩藏着一种历史的真实。而这种真实又会让传说本身成为一种心理上的可能。“清凉山是文殊菩萨赴五台山途中的第一道场”这一传说，就是建立在这种可能的基础上的一个普遍的心理认同。

　　其一，清凉山正北山腰有石窟遗址，窟前砖砌出前檐洞，明间上题“清凉寺”。而五台山亦名“清凉山”。据唐代法藏著《华严经探玄记》：“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也。于中现有古清凉寺”。山名、寺名出奇地一致。

　　其二，清凉山石窟中所奉为文殊造像，而石窟的东侧又有文殊院遗址。说明这里，曾经就是文殊菩萨的宣法道场。这与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宣法道场又是出奇的一致。

　　掩藏在上述两个“一致”的背后，应该是一种历史的真实。

　　唐代末年，中国再次陷入分裂割据状态。尤其是公元936年，后晋高祖石敬瑭将包括燕（幽）、蓟、瀛、莫、涿、檀、顺、云、儒、妫、武、新、蔚、应、寰、朔在内的幽云十六州拱手献给契丹国之后，恒山就成了中原王朝与契丹的“国境线”。恒山以北的地区，尽为契丹所有。

　　契丹民族，原无佛教信仰，本来是信奉萨满教的草原民族。唐末，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邻部，扩大经略，即有意吸收内地文化，以延揽汉人。而佛教便成为其重要选项。唐天复二年（902），辽太祖便有开教寺的创举。到了天显二年（927），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，迁徙当地僧人五十人到都城，建天雄寺宣传佛教。这样，佛教的信仰就逐渐流行于宫廷贵族之间。耶律德光即位后，又取得了燕云十六州，而这一带原来就佛教盛行，更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。到辽圣宗、兴宗、道宗三朝（983—1100），辽代的佛教臻于极盛。

　　迄今发掘的辽代墓葬里，其随葬器物中，佛教题刻是重要的内容。而契丹贵族的起名上，也多以佛教内容取名。如世宗女名观音，圣宗齐天皇后小名菩萨哥，景宗女名观音女，圣宗小字文殊奴，圣宗子名佛宝奴，道宗宣皇后萧氏小字观音奴。臣属之中如萧观音奴、萧和尚、耶律和尚、耶律大悲奴、耶律佛留、萧谢佛留、萧和尚奴、萧僧寺奴、取律佛顶、萧慈氏奴、弥勒奴、罗汉奴等等。这些，都充分说明，佛教在辽代社会中，不仅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扶植，而且成为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信仰。而作为无上智慧之化身的文殊菩萨，尤为民间所敬奉和膜拜。

　　但是，从地域上看，作为文殊菩萨宣法道场的五台山（清凉山）却恰恰位于恒山以南的北宋境内。也就是说，作为大辽国的臣民，想拜谒文殊菩萨，就得穿越国境线，进入大宋境内——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于是，他们便在恒山以北大辽国境内，西京府附近另选佳境，创立寺院、营构石窟、建造佛塔。这便是后世之清凉山。从“清凉山”、“清凉寺”这些与五台山佛迹相对应（五台山亦名清凉山，五台山清凉寺内因有著名的文殊圣迹“清凉石”而得名）命名看，这里，就是当时大辽国的文殊道场。

　　逮及辽国灭亡，金国建立后，其与南宋的国境线向南推进至淮河一线。对恒山以北的信众而言，五台山不再是他们望而不及的圣地了。而怀仁境内的清凉山，亦完成了其历史赋予的宗教使命。

　　从历史的长河来看，清凉山作为文殊菩萨的宣法道场，是短暂的。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。因为在公元十世纪到十二世纪，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，这里，曾是北方信众的朝圣之地，亦必然是他们心中的“第一道场”。

　　据说，华严宗初祖法顺和尚，俗姓杜，人称杜顺。在长安城收了一名叫智冲的俗家弟子。有一天，智冲执意朝礼五台山，屡劝不听。于是，杜顺交给他一封密函，并说：“如果到了五台山，见不到文殊菩萨，才可以打开此函阅看。”后来，智冲寻遍五台，不见文殊踪影。于是，向一老翁询问。老翁回答说：“大士下山弘化，杜顺和尚是也！”转身之际老翁已不见。急拆函，上有一偈云：“游子漫波波，台山礼土坡；文殊只这是，何更问弥陀！”恍然大悟的智冲急忙赶回长安城，杜顺和尚已圆寂了。

　　正所谓：此心若向佛，何处不清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