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些日子，读到一篇题为《山西方言与山西文化》的文章。

文章讲到五台、定襄和平遥、介休四地“an”与“ang”的发音现象。说五台定襄话的基本特征是把所有发“ang”的音，统统发为“an”，如钢（gan）铁公司、阳（yan）光(guan)灿烂。平遥话的特点是把“an”的音发为“ang”。如平遥话的“展览”说成“zhang-lang”。而与平遥相邻的介休，又把“ang”的音发为“an”。其中有一笑话：介休人说“张（zhan）部长(zhan)，我（e）上（shan）了你的当（dan）了。”结果刚调来的张部长听罢，差点没气晕——人家听成“张部长，我骟了你的蛋了！”

方言里的这种现象，实际是由鼻音韵尾的不稳定性造成的。

听过相声《满腹经纶》的人，都能想起苗阜那句“Nia-nia，风浪太大咧”。

“Nia-nia”即宝鸡话里的“娘娘”。苗阜将其引入相声，可谓一句封神。

像这种鼻音韵尾的不稳定性，在晋北方言里也多有体现。如旧时人家房屋一般分堂屋、厢房、耳房、下房等。其中的“堂屋”，在怀仁话里就叫做“堂问（vung）”。再比如“羝（di）羊”一语，释义“公羊”。怀仁话叫“丁羊”。“咱们”，怀仁、大同一带说“掌们”。“哥”，本源于“阿干”（鲜卑语“兄长”）。山阴和应县部分乡村保留唐代发音，叫“嘎”或“嘎嘎”，怀仁、大同则称“岗”或“岗岗”。“我”，山阴、应县部分乡村读作“瓦”。“我们”说“瓦们”。而大同云岗区口泉一带则说“往”或“往们”。旧时人们泥墙时，用截短的麦秸和成“穰泥”，怀仁话叫“苒泥”。而生火时置于硬柴之下的豆麦秸秆却又称“穰柴”。“窝窝”是用玉米面或谷米面蒸制的一种食品。在怀仁话里称作“汪汪”（wang-wang）。乡人常说“糠汪汪，菜蛋蛋，拉扯大个虎蛋蛋。”

以陕西为代表的西北方言区里，有“年时”一词，表达“去年”的意思。该词常见于古诗词。如元代卢挚的《清平乐》：“年时寒食，直到清明节。草草杯盘聊自适，不管家徒四壁。今年寒食无家，东风恨满天涯。早是海棠睡去，莫教醉了梨花。”再如孔尚任的《桃花扇·拜坛》：“年时此日，问苍天，遭的什么花甲。”其“年时”一语，即“去年”之义。又如《花草粹编》所录宋代曹元庞的《十二时》词：“年时酒伴，年时去处，年时春色。清明又近也！却天涯为客。念过眼，光阴难再得。想前欢，尽成陈迹。登临恨无语，把阑干暗拍。”表达的是“今年春色依旧，去年盛景难现”的怀旧之情。其中的“年时”，怀仁、大同和应县、山阴一带全部说成“年省个”。

假如我们对一些方言词汇作历时性考察，便会发现，这种鼻音韵尾的不稳定性，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。

今天，我们将黍米称作“黄米”。有人说因其色黄而名。不确。试问，小米、玉米哪个颜色不黄？之所以称黄米，是因为“黍”之上古读音为“hljaʔ”。古方言失介（介音丢失）后，再加入不确定的鼻音“ng”，即“黄米”之“黄”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前，怀仁人炒菜一般用炼好的猪油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就到市场买些猪油回来，切块提炼后，存在罐子里备用。说起猪油，最好的当然要数“板油”了。“板油”之“板”，实为“肪”字古音。古无轻唇音。今天的轻唇“f”皆从上古时期的“b/p”分化而来。“肪”，即“厚的脂膏”，特指动物腰部肥厚的油脂。其上古雅音本读“bang”，方言读“ban”，是为“板油”之“板”。

早年妇女纺线用的纺锤，怀仁人叫“八吊”。“八吊”就是“纺锤”（上古音bang-dol）的古读。其“八”音即“纺”（bang）鼻音韵尾丢失后的读音。“八吊”一语遗留在怀仁话里，相当久远，很吃年代。

语言学家郑张尚芳将上古汉语声母构成细划为声干、前冠、后垫，韵母细分为介音、主韵、韵尾。笔者倒以为，其声干和主韵的拼合，当为其“词根”。其前冠、后垫以及韵尾等粘着成分，表达的很可能就是具体的“词态”或其他。亦如“把”字，有“器具上便于用手握持的部分”之义。将其延长，就成为“柄”。只是汉语发展到今天，早已面目全非，其原初的语素构成和表达方式，虽有蛛丝可觅，但详究其真，实为难事。就好比乡村里的窑督（烟囱），袅袅炊烟凝聚着千年乡愁。可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家电和天然气的全面普及，窑督已渐成无用之物。不难想象，天然气完全普及后，窑督就会逐渐消失。若干年后，谁又能想起“窑督”这个房屋的附着之物？谁又能说清其所凝聚的那缕缕乡愁呢？